来源：中国语言文字网
（一）汉语拼音的渊源
1.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汉字注音。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人们为了学习汉字，曾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汉字注音。
直音法盛行于汉代，是指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字来标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如“盅，音古”“毕，音必”“畔，音叛”。这种方法简单明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利用它。但直音法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则此法不能用；有的字虽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较生僻，注了等于没有注。例如，“蹭（cèng）、糗（qiǔ）”等就没有同音字，无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只有“燃、蚺、髯”三个字，它们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个为“然”字注音，都难以帮助认读。后来创造了反切法，弥补了直音法的不足。
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是指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的注音方法。反切上字与所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如“红，胡笼切”，即取“胡”字的声母“h”，取“笼”字的韵母和声调“óng”，拼成“红”字的音“hóng”。反切法的发明，是我国汉字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
然而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法是用声韵相拼的方法为汉字注音，但是却没有一套表示声韵的注音符号，而是用两个汉字来构成另一个字的音，上字只取其声，下字只取其韵，这样上字的韵和下字的声便属多余，有时声韵相拼还会受到干扰，使拼音不准。而且反切用字多而杂，有些又是生僻字，因此就削弱了反切的效能。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个汉字的音节来注音的，没有突破汉字形体的限制，局限性很大。
2.外国人拟制的汉语拼音。
（1）明朝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历史上的汉字注音，除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直音、反切法外，还有西洋人拟制的汉语拼音方案。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的发展，西洋人为了学习汉语汉字，在中国传教，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曾制定过多种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来华），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鸦片战争后的教会罗马字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
“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二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也因此沉寂。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也迅速发展起来。
A.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1807年到广州传教。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1850年，据说仅仅在1921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
C.方言际辣体汉字。
1931至1932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设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二）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
1.切音字运动概况。
切音字运动是指1892至1911年的拼音字母运动。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这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
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长。1892年卢戆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宣布了切音字运动的揭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观点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并亲自拟制过拼音方案。梁启超为沈学的《盛世元音》写序，介绍切音字运动，赞成创制拼音文字，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谭嗣同也在他的《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即拼音)的主张。
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1892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14种，速记符号式5种，拉丁字母式5种，数码式2种，自造符号式1种，还有一个康有为的方案(未见原稿)；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17个是声韵双拼制，4个音素制，1个三拼制，6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10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个是拼写方言的，9个拼音不详。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
2.切音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运动的揭幕人卢戆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卢戆章（1854―1928年），字雪樵，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人。他21岁到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语。25岁回厦门教中国人学英语，教外国人学厦门话。他对流行于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接触很多，教会罗马字启发了他创制拼音文字的思想。从28岁开始，他“屏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经过10年努力，终于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并手抄全文，自费刻印出版。
卢戆章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从而，人们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国家“振兴之本”，这种观点虽有片面性，然而，这也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于切音字的研究与推广完全是出于爱国思想的指导。
卢戆章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他的这种“切音字与汉字并行”的观点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
卢戆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变体，他取拉丁字母“l、c、כ”三种笔画，加以变化，编制出一套55个字母的拼写方言(厦门、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是拼写方言的，但他主张语文统一，“以一腔为主脑”。认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1893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初阶》，满腔热情地向群众推广，“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宣布“广开言路”，“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等。京官林辂存呈《上都察院书》，推荐卢戆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会衔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败，“百日维新”结束，奏请用切音字的事也就无下文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卢戆章应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邀请，去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科。在台湾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放弃了变体拉丁字母的方案，设计了汉字笔画式的方案《中国切音字母》。这个方案有声母25个，韵母102个，主要用来拼写北京音，也可以拼写泉州、厦门、福州等方言。
1905年，卢戆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学部呈缴《中国切音字母》。被驳回后回厦门，在民间推行他的方案。途经上海时，把《中国切音字母》修改、补充，改名为《北京切音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六种切音字方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
1913年，卢戆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对会议通过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见，回厦门继续推行他的方案。
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新字》，也是汉字笔画式的。
1920年，他应陈炯明的聘请，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这时，他不再反对注音字母，还设计了一套用于拼写厦门、漳州、泉州方言用的注音字母。
卢戆章是汉字改革运动的揭幕人，在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2）切音字运动的主将王照和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1859―1933年），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宁河县人，1891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供职。他是个爱国知识分子，赞成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王照作为“戊戌党人”被通缉追捕，逃亡日本避难两年。
在日本期间，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制定了一个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国，潜居天津。这年冬天，他用“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创制官话字母的目的是想通过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唤起民众，救国图强。他认为“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至要之原”。然而，由于汉字繁难，“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因此他决心创制容易学习的拼音文字，立志从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就是“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全是为不识字的人兴出来的”。
《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个方案，初稿有49个字母(声母)，15个喉音(韵母)；后来改为50个字母(声母)，12喉音(韵母)。王照把汉语语音的i、u、ü三个介母，合在声母当中，这是为了便于双拼。
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新增例言”中，表达了他对切音字的几点设想：
第一，采用官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官话。因为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溥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第二，拼写白话。他声明：“此字母专拼白话”。“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若以拼文话则读音有混淆误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确地提出拼音文字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不适用于拼写文言的观点。
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说，“此字母虽为贫人及妇女不能读书者而设”，“然若读书人习之以备教人，且与下等人通书信亦甚便也”。
第四，汉文和官话字母互为补充。“汉文及俗话互有长短，不特吾国旧书终古不废，以后翻译西书用汉文俗话并行，互为补助，为益更多”。他认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主张“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而应并行并用，互为补充。
王照的方案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笔画式的官话音拼音方案。在切音字运动中，他的官话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绩。据说是“各地私相传习，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读书阅报，抒写议论，莫不欢欣鼓舞，顶礼祷祝”。
《官话合声字母》的推行，得到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名流、翰林院编修严修的保护下，于1900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东京出版，在中国留日学生及家属中传授。
1902年，吴汝纶访问日本回国后，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话字母。他亲自派人去天津学习，然后在安徽推广。
1903年，王照以“奉旨严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当教员，他在屏风后面倾听。同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把“官话”列入师范和高等小学的课程。与此同时，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六人，联合上书袁世凯，要求“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凯为发展其势力，也赞成官话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试办”。并于1904年，命保定蒙养学堂、半日学堂、驻保定各军营试教官话字母。
1904年，王照为了能以公开身份推广官话字母，决定自首入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并在保定出版《对兵说话》官话字母书。
1905年，王照回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从此，推广官话字母的义塾就发展起来，达24处之多，识官话字母的人达数万人。大名县知事严以盛创办“官话拼音学堂”，并上书袁世凯，要求广为设立拼音学堂。袁世凯表示同意。
官话字母从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10年，遍及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王照是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3）劳乃宣和他的《增订合声简字谱》。
劳乃宣（1843―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自号矩斋，晚年又号韧叟，浙江省桐乡县人，生于河北广平县外祖家。他中过举人、进士，当过五任县知事。1900年，他南归浙江，弃官从事教育，主持南洋公学和浙江大学堂。他赞成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1905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补充《官话合声字母》，增加南京、苏州、福州、广州等地方言字母，制定《增订合声简字谱》。同年，他呈文请“设简字学堂于江宁省城，以方音为阶梯，以官音为归宿，奏明立案”。得到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的支持，在南京成立了“简字半日学堂”。
劳乃宣主张先学方言拼音，然后统一国语。他认为：“中国之用旧字数千年，用方言亦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闻者咸苦其难，望而却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迁就之，俾人人知简字之易学，知简字之诚可代语言，然后率而导之于国语之前途，则从之如流水，趋之如大道矣。”他的这一主张，引起一场争论。1906年，上海《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劳乃宣把官话字母增加方言，推行方言拼音，“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竭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认为“唯有强南以就北，正毋庸纷纷变更为也”。劳乃宣写信给《中外日报》，他说“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要分阶段进行，先学方言拼音字，再学官话拼音字，会加倍地快速，南方人学会方言拼音，就很容易学会官话拼音了。因此，“则不必强南以就北，自然引南以归北矣”。
劳乃宣推行“简字”，成绩也很显著，与王照南北呼应，形成了“南劳北王”的局面，成为清末切音字运动的高潮。
（4）章炳麟和他的《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章炳麟（1869―1936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音韵学家、文字学家。他参加过维新运动，后来又起来反对康有为的保皇派。1903年被捕入狱，1904年和蔡元培等联系，发起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本来对文字改革并不热心，但是1908年的一场论战，使他成为切音字运动的支持者。当时巴黎中国留学生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发表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汉字迟早必废，应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鼓吹废除汉语、汉文。章炳麟在《国粹学报》第41、42期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的长文，与吴稚晖等展开论战。他并不赞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认汉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办法，于是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而制定了“纽文(声母)36、韵文(韵母)22”的方案。这个方案有15个字母为后来的《注音字母》所采用。
（5）朱文熊、刘孟扬等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拉丁字母式方案是第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为“五四”以后的拉丁化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第一个音素制的拉丁化拼音方案是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它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不用其它自创的字母。朱文熊提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观点，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最早提出“新文字”和“中国文字之改革”的概念，也是最早提出“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的人。
1908年刘孟扬出版的《中国音标字书》，大胆地冲破西洋字母的使用习惯，用b、d、g这三个浊音字母来表示北方官话中的清音声母ㄅ、ㄉ、ㄍ。后来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以及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都继承了这一用法。《中国音标字书》是切音字运动中第一个拼写官话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6）蔡锡勇等的速记式切音字方案。
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等都创制过速记式汉语拼音方案。蔡锡勇仿照英文的速记，于1896年创造了以官话音为标准音的最早的汉语速记方案《传音快字》。他最早提出“一笔连书，可代数字”的“词儿连写”概念。他认为拼音方案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主张把古文翻译成白话，再去拼写。
沈学于1896年创造了速记式方案《盛世元音》。他认为“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从此他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全心全意去推行他的方案。他每星期天到上海“一林春”茶楼向群众传授拼音方法，直到财产用尽，穷饿而死。
王炳耀于1897年创制了《拼音字谱》。他的方案虽然用速记符号，但是有拉丁字母对音，这等于还有一套拉丁字母方案，而且是一套相当系统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提倡电报和旗语采用拼音，扩大拼音方案的用途。
蔡锡勇等人由于对速记符号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区别分不清，因此便企图把简单的速记符号作为普及群众教育的拼音文字。
（三）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
1.注意字母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是清末切音字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1910年，清政府查禁了官话字母，封闭了“拼音官话书报社”，堵塞了切音字运动的主流。同年年底，王照邀合同志，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得到切音字运动支持者的响应，当时筹备立宪的资政院接连收到六个抗议说帖，一致要求“颁行”官话简字。资政院的议员江谦以及保定、江宁、四川各地学界和京官等三百余人也向资政院请愿推行官话简字。资政院的专门小组研究以后认为：“简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音读、拼合国语之用，亦复无疑。”并决定：（1）简字改名“音标”；（2）规定试用时期；（3）由学部审议修订一种方案，奏请钦定颁行；（4）规定用法：范正汉文读音，拼合国语。这个决议通过了，但只是一纸空文，不能实施。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的教育部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才把切音字运动的原班人马召集在一起，实现了清末资政院的“决议”精神，制定出一个注音字母方案。
注音字母运动是切音字运动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注音字母已经不是个人方案，而是在政府领导下制定的集体方案；虽然也是汉字笔画式的，但已经不是双拼制而是三拼制了。
2.注音字母产生的经过。
（1）读音统一会的召开。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8月7日，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12月，教育部依此决议案，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聘吴敬恒为主任。章程规定的会议任务是（1）“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2）“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3）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
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80人，到会者44人。选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议的第一步是审定国音。为了进行审音工作，会议决定把章太炎的纽韵文加以修改，作为会上的记音字母，审音的办法是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同音字作为“备审字类”，印发给会员，由会员审定读音，用会上规定的记音字母注音。开审音会时，每省为一表决权，各省交注音单，由记音员逐一比较，以最多数为会上审定的读音。经过一个多月，共审定了6500多字。
审音之后，就是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制定方案。提出的字母方案各种各样，主要有三派：（1）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如王照、汪荣宝、汪怡安、蔡璋等的方案。（2）符号派。自定符号为字母。如卢戆章、马体乾、李良材、吴敬恒、邢岛、王崔、胡雨人、杨麴、高鲲南、陈遂意、郑藻裳等的方案。（3）罗马字母派。如杨曾浩、刘继善等的方案。各种方案的设计者互相竞争，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争论了两个月而无结果，最后通过了鲁迅及浙江会员许寿裳等的提议，采取审音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并议决《国音推行方法七条》。会议于5月22日闭幕。
（2）注音字母的公布。
注音字母方案通过后，并未立即公布。原因是教育部领导换人，同时也有人反对，所以方案被束之高阁。虽然王璞等于1915年两次呈请教育部“即将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皆无结果。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呼吁“请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但仍无结果。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文学革命兴起，汉字改革呼声高涨起来，教育部才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议决高等师范设“专教注音字母和国语”的“国语讲习科”，将26个省区的学员培训任务分配于7个高师。在这种以下促上的形势下，教育部才于同年11月23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从此，注音字母以法定形式正式成为我国人民拼切汉字的工具。
注音字母公布后，陆续进行了若干项重要的修改，包括：（1）注音字母音类的重新排定；（2）增加“ㄜ”母；（3）“儿”母兼作的声母；（4）“万、广、兀”实际不用；（5）标调法的改变；（6）“币”的补充；（7）名称改为“注音符号”等。
3.注音字母的特点。
（1）字母形体是汉字笔画式，符号选自古代简单的汉字。注音字母是在章太炎的汉字笔画式方案“纽韵文”的基础上吸取当时各种方案的精华修改而成的。它包括：①从章氏方案中选定15个字母：声母，介母，韵母；②依据“原字”，采作声母的只用它“发声”，采作韵母的只用它的“收音”的原则，改造了23个字母。
注音字母与章氏方案的区别是：章氏方案全部用篆文，注音字母则是用篆文楷写；篆文字母楷写后，有些字母容易和汉字形体相混，注音字母则另换古字，如“b”母，章氏用“八”，注音字母用“ㄅ”（古包字）；“t”母，章氏用“土”，注音字母用ㄊ（古突字）；章氏的浊音字母，注音字母一概不用而改用符号；章氏方案的韵母22个，注音字母把它并为15个。
（2）虽然注音字母不是纯音素字母，但它的表音功效比直音法和反切法强多了。注音字母规定不作拼音文字用，只作汉字注音用。
（3）注音字母的拼音法为声、介、韵三拼法，如“标”字拼作ㄅㄧㄠ。这比清末双拼制的切音字进了一步。
4.注音字母的推广。
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订注音字母，同时议决“国音推行方法七条”，包括：请教育部通知各省设立“国音传习所”，各县派人学习，回去传播推广；请教育部从速公布注音字母；制国音唱片，以便教学；请将初等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中小学语文教员，必须用国语讲课；小学课本和通告、公告等文件，一律于汉字旁添注国音。这个推行计划由于政局多变，一直未能认真执行。1915年，王璞等人一方面呈请教育部“即将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同时又呈请在北京成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并亲任所长。1920年，全国各地继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推行国语。同年，全国小学国文（文言文）一律正式改为国语（白话文），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注音。此外，北京注音字母传习所附设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发了一些用注音字母注音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
1919年，东北四洮铁路局开始用注音字母代替四码翻检汉字电报。1920年，注音字母发声唱片灌制成功。在盲字、哑语、旗语等方面，人们也用注音字母作了试验。
（四）“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
1.国语罗马字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1）《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封建势力掀起了一股否定民主共和、否定自由平等的反动思潮。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向反动思潮的反击，冲决精神网罗的斗争。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深刻而广泛的文化思想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追求的是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文化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文学革命”口号的影响下，展开了汉字改革的讨论，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
（2）汉字改革的大讨论和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形成。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这是以写给陈独秀的信的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因此“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认为“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自从陈独秀、胡适表示了赞成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意见后，汉字改革的讨论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深入地开展了，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在讨论中，赞成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意见居多。钱玄同在讨论中放弃了用世界语代替汉语的主张，表示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有信心。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他认为：汉字绝对的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汉语绝对的能用拼音文字表达；汉字绝对的不可能无须改革而用别种方法补救，“只有根本推翻，没法补救”。对于制定拼音文字，他认为：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本；字音，用“蓝青官话”；文字结构，以词为单位；先从编写拼音文字字典开始着手。他的文章对促进国语罗马字运动有积极作用。
从1918至1919年，开展读者讨论汉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外，还有《东方杂志》《学灯》《国语月刊》等十种。
五四运动后，汉字改革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使汉字改革的讨论达到高峰。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都发表了长篇论文，为制定国语罗马字和开展国语罗马字运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打下了基础。
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竭力否定汉字。他批判清末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唯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他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因此他认为不但要“谋汉字的根本改革”，而且要谋“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他说的“汉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长文，强调了“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他认为过去拼音文字的失败在于不知道实行词类连书。他认为词类连书是汉字革命军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条大路，现在认清了这条前进的大路，就“应该大胆地倡言汉字革命，兴起汉字的革命军”。文章对词类连书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是词儿连写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
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特点是限用26个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这是比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时期任何一个拉丁字母式方案都要完善的方案，这个“草稿”给后来拟定国语罗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论文中提出了25条“凡是拟国语罗马字的应该注意的原则”。
在《汉字改革号》上发表的文章还有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他也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他强调说，如果用拼音文字，就不用注音字母，一定要用拉丁字母。
随着讨论越来越深入、具体，制订一个统一的罗马字母式方案的条件逐渐具备，汉字改革的主流也由汉字笔画式逐渐转为拉丁字母式。
2.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订经过。
（1）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1923年，教育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五次常年大会，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方案》，论述了26个罗马字母的世界通用性；主张在推广注音字母的同时，兼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论述了国语罗马字的用途和具体研制的方法、步骤。这个提案由黎锦熙、黎锦晖、汪怡三人连署。大会于8月29日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指定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语堂）、汪怡、叶谷虚、易作霖、朱文熊、张远荫11人为委员。
（2）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产生和公布。
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国语统一筹备会”非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之后，倡导者就开始编写读物和写宣传文章，形成了一个国语罗马字的宣传活动。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公布说：“该项《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以唤起全国语音学者之注意，并发表意见，互相参证；且可以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广而收宏效。”
3.国语罗马字的特点。
国语罗马字的技术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号，也不用字母横放、倒放的办法；不够的字母用变读法，如用j、ch、sh代表今j、q、x和zh、ch、sh两组声母，字母的用法比较接近英文。（2）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详细的拼调规则。但规则太繁琐，是个大缺点。（3）注重词儿连写。国语罗马字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来设计，一开始就重视解决“词类连书”的问题，黎锦熙在《汉字改革号》上提出的《复音词类构成表》，就是比较系统的国语罗马字词儿连写的规则。1934年，为了推行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提出了“规定极详备的《词类连书条例》案”，并建议以肖霖编的《怎样连写复音语词》作为草案。
4.国语罗马字的推行。
1928年9月，国语罗马字正式公布后，就开始做推行工作。当时正值土耳其政府颁布《新文字法》，大力推行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这对推行国语罗马字起了鼓舞作用。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上拼写规则繁琐、难学，妨碍了普及、传播；尽管在宣传、推广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却总是进展不大，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在社会上，没有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在教育部门，连小学也进不去。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就走向低潮了。代之而起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五）三十年代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兴起。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五四”时期文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受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启发而兴起的。发起人是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刘长胜)等。早在1921年，瞿秋白在苏联时就着手研究中国字的拉丁化问题。那时，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瞿秋白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写成了《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后来他回国搞革命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再度到苏联，与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等人继续研究文字改革方案。经过几年的研究，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
《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出版，引起苏联学术团体的注意。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成了大家关心、讨论的问题。1930年5月23日，苏联语言学家龙果夫在“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会上，作了关于瞿秋白《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的报告。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龙果夫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有87人，参加开幕式的有1500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和1932年内以拉丁化字母完全化除远东华工的文盲的决议案；选出“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作为远东地区扫除华工文盲的执行机构。王湘宝（刘长胜）任主席团中国部的主席，委员有王昌希、林伯渠、肖三等29人。委员会成立后，利用《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在旅苏的十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从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在当地蓬勃地发展起来。
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1932年，苏联远东的两张汉字报纸《工人之路》和《码头工人》增辟了新文字栏；识字班和传习所开始普遍建立，光是海参崴一地，三个月一期的识字班就有三十多个。
2.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与初期推行情况。
1933年8月12日，中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际每日文选》转载焦风译的文章《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苏联远东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情况。
1934年6、7月，张庚、叶籁士先后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文章，介绍拉丁化新文字。应人在《言语科学》杂志上详细介绍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鲁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评论说：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那么，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儿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
1935年3月，茅盾在《拥护新文字六日报》上发表《关于新文字》一文，拥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文字运动。12月，郭沫若在《留东新闻》第12期上发表《请大家学习新文字》，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文字要不要的时候了，而是我们赶快采用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群策群力来使这项事业完成”。
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意见书中还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据倪海曙统计：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团体，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个以上。从1934年4月到1937年5月，出版了书籍61种，约12万册。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有36种新文字刊物创刊。1935年，延安设立“农民新文字夜校”100所，苏区教育部又曾大批举办“拉丁化干部训练班”，经常派遣拉丁化教师到农村和工场去教新文字。红军士兵能写新文字的约有2万人。
3.抗日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
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这一工作。他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和推广新文字。难民称颂他是“孤岛上文盲大众的救星”。语文学家陈望道当时也积极支持这项工作。
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部分新文字工作者也云集武汉，于1938年1月组成武汉新文字教育促进会，与抗战教育促进会联合举办新文字研究班，宣传、推广新文字。
1938年3月，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拉丁化的全文，认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正式宣布了拉丁化解禁。同月，在汉口的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叶籁士、焦风等与国语罗马字宣传者王玉川等交换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得出共同结论，使拉丁化新文字宣传者和国语罗马字宣传者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促进了语文联合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1937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华南新文字运动中心转移到香港。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海语言教育学会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国语区和方言区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张一麟、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会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提案中说，要扫除文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化除全国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黄炎培等10位参政员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询问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经验之新文字专家，开一讨论会，实验已往成绩，以达全民总动员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字，新文字运动在重庆无大发展。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根据地，革命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文字得到了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抗战到底》，举办讲习班，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特立亲自编写新文字课本，亲自教授新文字。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1月15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接着又发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他在文章中论述了文字产生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指出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指出，研究汉字改革、制订拼音方案必须尊重语言的科学性、逻辑性、历史性；还指出文字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靠行政命令去实现，而必须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1940年11月，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年间中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很落后的原因，认为除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汉字的难于学习，确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指出：“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新文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
在“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罗迈（李维汉）、艾思奇、茅盾、周扬、肖三、丁玲、田军、吴亮平、杨松、张仲实、胡乔木、默涵……等99人。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邓发、任弼时、李富春、高岗、肖劲光、王震、陈伯达、张鼎丞、范文澜、何思敬、张庚、肖向荣、傅连璋、董纯才……等52人。
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1）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2）从1941年1月1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3）从1941年1月1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字并用。
194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力的推行新文字……”。
1941年12月7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
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解放区也推行新文字。
4.解放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1945年9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创刊，先后发表了周建人、吕叔湘、郭绍虞、倪海曙等人宣传拼音文字优越性和必要性的文章。
1946年7月，《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
1947年3月2日，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在上海成立。
1949年春，倪海曙编辑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共收论文150篇，60多万字，16开本，582页）和《鲁迅论语文改革》（三辑）先后在上海出版。随后不久，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华北大学重印出版。
1949年7月，周建人、陈望道、倪海曙等68人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案，要求文艺作品语言口语化，并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作和翻译。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和新中国即将诞生，人们预见到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大普及。怎样使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迅速掌握文化，汉字改革问题——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选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
